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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歷史揭秘

放大字體  縮小字體 發布日期:2013-11-01  瀏覽次數:991
核心提示: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商界和晉商并舉的一支勁旅,到清朝中葉,徽商一躍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所謂“兩淮八總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鹽茶業貿易方面,徽商獨執牛耳。

徽商的歷史和代表人物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后,到明朝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商界和晉商并舉的一支勁旅,到清朝中葉,徽商一躍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所謂“兩淮八總商,邑人恒占其四”,尤其是在鹽茶業貿易方面,徽商獨執牛耳。康熙、乾隆年間,“鉆天洞地遍地徽”,“無徽不成鎮,無績不成街”,徽商進入鼎盛時期,直到清末,徽商才開始走向沒落。

    績溪徽商的興起比徽州其它縣要晚一些,當徽屬各縣之徽商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據史書記載,大約在明代中葉,績溪徽商才興起,到清末蔚成大觀。績溪徽商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紅頂巨商胡雪巖。胡雪巖生性機敏,膽識過人,深謀遠慮,不攻近利,最終不僅發跡致富,成為活財神,還以資助清廷、輸款籌餉,功在邊陲。胡雪巖原本是純粹的商人,竟然得到清廷特賜戴紅頂子、穿黃馬褂,實為亦官亦商,這在我國商史中亦屬罕見。

    ——徽墨名家胡開文。清代我國有四大制墨名家,績溪汪近圣和胡開文就占了兩家,尤以胡開文墨后來居上,成為文房四寶中徽墨的代表,胡開文墨業自1756年起至1956年,前后經歷200年,成為國內京、津、滬等數十個城市、集從業人員上千人的大行業,并于1915年榮獲巴拿馬萬國博覽會金獎。

    ——茶商胡炳衡。徽商胡炳衡祖孫四代,在江蘇三泰地區開辟茶商貿易,歷百余年商海滄桑,幾經劫難與復興,先后開設茶莊、茶棧12爿,為績溪茶業在三泰地區開創了一方天地。抗戰以后,店業相繼轉營到上海等地,直到解放后公私合營。

    ——徽商工業創始人胡練九。1941年在績溪縣龍川村創辦繅絲廠的徽商胡練九畢生致力于絲綢行業,是我省最早的繅絲企業創建人,是徽商中由商業貿易向工業生產的較早跨越者之一,這是我縣徽商群體中工業萌芽的具體表現。解放初期,胡練九提出在重點地區栽桑養蠶,逐步普及全縣,并建議縣人民政府利用龍川繅絲廠的設備籌建公私合營績溪縣繅絲廠,就是現在的安徽績溪絲業公司前身,當時的蘇聯《真理報》曾予以采訪報道。

    我國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胡適就出自績溪徽商世家,胡適能成為一代文豪、國際著名學者和新文化、新思想的領軍人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集徽商文化、儒學精神和西方先進思想之大成,厚積薄發、推陳出新。胡適先生的家鄉上莊村,是一個被人稱作“小上海”的徽商故里,他與胡開文是本家,上海的茶葉店中有不少是上莊村人開辦的,其中著名的“汪裕泰茶莊”就是當年胡適在上海經常的棲身之處,胡適的先祖19世紀初就在上海經營茶業,其父胡鐵花“年十四,已如成人,每歲茶市,已能供奔走,助力作。”如果沒有徽商大背景,就不能產生文化巨匠胡適。胡適的一生,與徽商結下了不解之緣,因此,胡適大力提倡徽州人、績溪人要努力做“徽駱駝”、“績溪牛”。

    除此之外,績溪徽商中較為著名的還有創辦安徽最早的電燈公司的吳興周、南通土布商張靜甫、石恒春藥店創始人石明諒,建德南北雜貨商吳煥章,宣城“裕和隆”洪絍以及大批活躍在蘇浙滬一帶的績溪徽廚等。直到解放前,績溪旅外商人還占全縣總人口的四分之一,遠遠高于老徽州其它各縣。績溪徽商所經營的種類有茶、墨、菜、鹽、錢、藥、糧、油、醬、酒、肉、織、木、典當、土雜等十多種。據清末到建國初的不完全統計,績溪商人在全國各地開辦的各類商號在1200家以上,這充分說明,績溪徽商在整個徽商走向沒落時期,由于較能適應社會發展,故能在徽商沒落時仍然能夠落日溶金,爭得徽商末日之輝煌。
徽商特性:緣何徽商多儒商
 歷史上,徽州商人不僅很會做生意,而且不乏好讀書者。

    明代歙商鄭孔曼,出門必攜書籍,供做生意間隙時閱讀。他每到一個地方,商務余暇當即拜會該地文人學士,與其結伴游山玩水、唱和應對,留下了大量篇章。同鄉人鄭作,也嗜書成癖,他在四處經商時,人們時常見他“挾束書,而弄舟”。所以認識鄭作的人,背后議論說:他雖然是個商人,但實在不象商人的樣子。還有同縣西溪南的吳養春,是明代萬歷年間雄資兩淮的顯赫巨賈,祖宗三代書香裊裊,家筑藏書閣,終歲苦讀。日本侵入高麗(朝鮮)時,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吳守禮輸銀三十萬兩,皇賜“徵任郎光祿寺署正”;其父吳時俸,皇賜“文華殿中書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賜贈,史書曾有“一日五中書”之稱。

    清代績溪縣人章策,自幼愛讀圣賢書。成人后,在浙江蘭溪隨父習賈行商,并因經商得法致富。他的愛好是買集善書,因而積聚書冊萬卷,并孜孜以讀,每日商務再忙也從不間斷。

    明代休寧人汪應誥;出身于鹽商世家,詩書五經卻無不精。汪氏宗譜記載他曾經商于閩粵一帶,稱其為“好讀書其天性,雅善詩史”。對《通鑒綱目》等諸典籍研究很深。傳說他商務得閑時,常讀書到了如癡似狂的地步,有時甚至能在書房中整整坐上一日,專心致志地閱讀。每當有人臨科考試茫然不知論題的出處,偶爾來求教時,他即能告之此題出于何處,求者回去翻書,竟不差分厘。

    同代人黟縣胡春帆,更是非同小可。相傳他每到一地,必先入書市觀書,爾后再做生意。他通常一買就是幾百本,致使后來“舟車往返,必載書篋自隨”。雖然家為富商,他卻始終保持著徽州人祖輩傳統的節儉美德,舉家老少概不錦衣美食,唯有求書見慷慨。

    著名鹽商吳鈵,徽州歙縣人氏。據史書記載道:“經史子集,環列幾前,至老未嘗釋卷”。可見他一生是很勤奮的,后來是“晝籌鹽策,夜究簡編”,較有成就。

    明末時,徽州婺源縣,有個商人王尚儒,十五、六歲就離開家鄉赴荊楚經商。當時正值戰爭頻繁的多事之秋,商行里規定輪流守夜值班,以防不測。同行們無不認為是項苦差事,而尚儒則以此為樂道:夜讀通宵,有公費油膏,無人干擾,真乃是美差!他主動向商行提出:愿代諸同事守夜。上下自當擁戴不提,同事們更是感激不盡。于是他夜夜讀書達旦,學問長進很快。
徽商興衰史:“徽駱駝”與宗族精神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后歷經三百余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一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灶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一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一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一。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于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通過鹽業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范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后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后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柜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于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于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一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并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一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一支。明朝中葉以后,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于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于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一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最好。于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一。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共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于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莊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萬歷《嘉定縣志》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近代徽商代表

    近代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于是棄學經商,寓居商業中心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并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一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后捐米六萬石,捐麥四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三百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贊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里,錦繡江南第一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并一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當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生于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錢莊當學徒出身的他辦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巖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明白大勢。他二十歲時遇見一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叫王有齡,缺少進京的盤纏和做官的“本錢”。胡雪巖雖然和他并不相熟,卻立即私下借用了錢莊的五百兩銀子給他。胡雪巖因此失業,但做官后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其為生死之交。得勢的胡雪巖利用王有齡在官場上的發達,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迅速暴富。結交王有齡還使胡雪巖的錢莊代理浙江省的藩庫,這樣國家的財產就成了他的周轉資金。1861年當太平軍與杭州清軍激戰時,他組織一批人從上海采集軍火和糧食運往杭州支援清軍。1862年他協助左宗棠與法國人聯組“常捷軍”,1866年又協助左宗棠創辦了福州船政局,并為左宗棠辦理采運事務,成了名副其實的“官商”。 
    1847年胡雪巖籌建杭州胡慶余堂時,選擇精通業務的經理。他測試過三個候選人:第一個精通算計,認為開辦藥店的目的當然是賺錢,成為經理之后,可以每年賺白銀十萬兩。胡雪巖聽后一笑謝絕。第二位主張頭兩年少賺,以后再賺大錢,胡雪巖仍然是一笑置之。第三位就是當時松江縣余天成藥號經理余修初。他提出,要使胡慶余堂成為天下首屈一指的大藥店,就要敢于首先虧本三年,等牌子響了之后再大干。胡雪巖認為深得我心,當場決定聘用他。為了打響藥店的牌子,胡雪巖不惜重金從全國各地請來著名的中醫,一起收集研究中醫的古代驗方。對這些中醫,胡雪巖待為上賓,從不限制他們的研究時間和資金。一旦他們為藥店研制出一種新藥,就給予優厚的報酬。在胡慶余堂的店規中,有一種“功勞股”,就是從企業的盈利中抽出一份特別紅利獎給作出重大貢獻的人。這種紅利是永久性的,一直拿到獲得者去世為止,可見他對人才的重視。

    “徽駱駝”與宗族精神

    徽州人之所以大批經商,道理十分簡單:徽州地理環境惡劣,適合耕作的土地少,除了出外經商,恐怕很難找到其他更好的生存方法。徽州又是一個移民社會,由于交通閉塞,中原的士族在戰亂時期不斷遷移到這個“世外桃源”。《新安名族志》中說,從兩晉起,歷代遷移到徽州的名族一共有78個。遷移到徽州的士族們失去了原有的特權,但找到了強化凝聚力的東西,那就是他們的宗族精神。在徽州所看到的宗祠,就是這種宗族倫理的物化。在這種士族宗族文化的熏陶下,徽州民風“益向文雅”。胡適曾經把徽商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譽為“徽駱駝精神”。徽商的巨大成功與這種精神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辭勞苦,打破傳統安土重遷觀念,“無遠弗屆”,“走死地如騖”,乃至“數年不歸”。從前徽州人送子外出習商當學徒,都要叮囑兒子好好干,不能做“茴香豆腐干”。婺劇《對課》中“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唱著要買“游子思親一錢七”(藥謎),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則隨即揭開謎底,曰:“有道是游子思親當回鄉(茴香)”。顯然,“茴香”的諧音也就是“回鄉”,在徽州亦即失業的代名詞。徽州人什么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一是茴香,二是蘿卜干——“蘿卜”是因其諧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兄帶弟,叔帶侄,舅舅帶外甥。徽州人外出經商,在城鎮落腳之后,宗族中的人馬上就會隨之而來,其后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一行動方面占有很強優勢。不過徽商也并非一味講究人情,他們注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所以徽州地區留下的契約文書特別多。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一個專門的組織,叫徽商會館。會館在清代十分盛行,不過徽商會館特別多,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僅南京一地就有數處。會館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也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于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湖北漢口新安會館,從置產業到擴充道路、開辟碼頭,漸漸形成一條“新安街”。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二十多年,有房產、田產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

    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鹽船被毀130艘,死者達一千四百余人。這似乎是一個預兆:以鹽業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發生的幾個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敗。道光年間,鑒于鹽價奇高,兩淮的鹽務制度發生了變化,清政府把過去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利廢除了,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于是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其波及范圍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爭失敗后,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進入使民族資本家群體產生,從而使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沖擊,這也促成了它的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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